全球热议:《锦衣为有金针度》编辑手记
陈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编辑学家与古代文学研究者，先生一生撰著、编纂、整理与审校的古籍，既有如《全宋诗》《儒藏》《全宋笔记》这样的大型丛书，也有上百万字、数十万字的单册古籍，数量有百余种，总字数当以亿为单位来计算，无论是编校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陈先生都取得了惊人的巨大成就。
陈新先生自1988年起，受邀为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之《全宋诗》审稿，后同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与许逸民四位先生皆任《全宋诗》主编。陈先生专门负责宋诗成集“大家”稿子的审订，以及全稿的通审。也从是年开始，直至病逝前，先生和《全宋诗》与《〈全宋诗〉补正》项目组的北大古文献专业师生，结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每位宋诗整理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陈先生的指导与鼓励，我们对先生的博闻强识与精审识断，都敬佩不已，也感荷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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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先生在繁重的编校工作之余，也常常抽空写一些新颖独到、针对性极强、并极具指导性与前瞻性的小论文，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想给陈新先生编一部文集，是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我们也陆续收集到了陈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论文与序跋等三十余篇。但先生生前，案头堆叠，总是有审不完的稿子，我们也都忙于琐屑，编纂文集之事就一天一年地耽误了下来。到先生突然离世，我们才追悔莫及，就和陈先生夫人何霖师母商量，并征诸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他们都极赞同给陈先生编文集，这也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2018年7月17日，王岚、漆永祥、赵昱三人往陈先生家拜望师母，并把家里所有书架上的书籍和文稿都仔细翻捡了一遍，竟然收集到陈先生近百篇各类文章以及各地师友函札70余封，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在陈先生存留的信件中，有一封2004年9月11日傅璇琮先生致陈先生的短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傅先生在信中写道：
每次阅兄所审，甚为钦佩，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一段时期来，我即有一设想，是否请兄将过去所作之文，包括专题论文，及序跋、札记、书评等，合编成一书。先开一目录，交给我，由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应当出版您这样富有特色的书的，这应当也是人文社的自傲。您估计字数能有十五万字以上否？目录编排次序，请考虑，为醒目，似不必依时间先后，可按内容或文体排列。出版社同意后，我可为写一序文，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历程与学业贡献，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此事我谨与尊夫人商议，我极赞此一举的。
傅先生信中所言，与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合，这也更增强了我们为陈先生编集的信心。我们在翻阅先生书架时，发现陈先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找出来归拢存放在一处；他参与整理与编辑的部分已出版的书籍，也有意摆放在一排书架上，多达二十余种。由此可知陈先生在世时，一定也有编辑自己文章出版的想法——这既可能是先生早有此意，也有可能是他接受了傅先生的建议。
我们将陈先生相关书籍、杂志、文稿与信札原件等带回北大，并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广泛检索陈先生发表过的文章，尽量做到“不遗不漏”，然后成立了一个由23位师生组成的“陈新先生文集编辑小组”。具体编纂工作，一是对陈先生文章与书札进行遴选和分类，二是将所有文字输入电脑并校核形成最初的文本，三是编纂《陈新先生年谱》以为附录。
我们收集到的陈先生所撰各类文章和信件，字数在百万字左右，在一册书中无论如何是收纳不下的。因此，经过多次反复学习、讨论与删减，最后遴选了陈先生的各类文章60篇、往来书信50通。有些讨论的问题与所引用的例证，在相关文章中有重复出现，我们也未轻易删削，以尽量保留陈先生的原意与文章的完整性。
在编辑陈先生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李教授灵年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戴教授建国兄、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教授泽逊兄的热情帮助。李先生将手头收藏的与陈先生三十余年来往信件250余封原件，提供给我们选择，戴、杜二位也将他们收藏的陈先生书信原件或复印件寄到了北大。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沙志利副研究员，将陈先生《儒藏》编纂期间的审稿意见，做了编选提供给我们。诸位的支持使陈先生文集的内容更为丰富，让我们既感且佩！
因为陈先生喜欢用圆珠笔写字，字小墨轻，极其难认，我们戏称为“陈体”。尽管当年整理《全宋诗》时，大家都熟悉陈先生的笔迹，但总有个别字实在认不得，师生就一起商讨加蒙猜地辨认。编辑文集的过程，也是我们再次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
我们把陈先生的文章分为六类：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陈先生在解放初，以学徒工的身份进入出版行业，在多年编辑实践中，博涉泛览，功力深厚，独备在细微之处发现并解决问题的火眼金睛。关于古籍整理，陈先生就影印、校订、标点、注释、今译等，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指出“古籍整理，要求科学、朴实，力戒浮夸、奢靡。如今哗众取宠之风，亦已侵入了古籍整理领域，杂乱无章的校本，滥竽充数的校记，充斥着出版物和稿件的篇幅，似乎数量愈多愈能见出学问和成绩，以致有发展到动辄会校之势。这是魔道，与整理目的南辕北辙”（《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而今日古籍整理学界，乱象丛生，不幸被先生言中，令人喟叹不已。
陈新先生在编辑工作中，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说，他提出“不宜歧视我国的古代小说”，认为经过校勘处理后，完全可以刊行并供大众阅读与欣赏。先生对《水浒传》《水浒后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白花传》《樵史通俗演义》《绿野仙踪》《海上花列传》等，从作者姓名、版本别择、故事情节、后人评点等，都做出了既有深度又多创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陈新先生的文章，极少长篇大论，大多是中短篇，但有的放矢，证据确凿，深中肯綮，言简意赅，都是启人深思的见道之言。
在编辑陈新先生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尚存诸多的遗憾。一是在选择陈先生大作时，如《鲁迅著作校读记》《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评周振甫注〈文心雕龙〉》《宋代以来诗人咏梁山泊诗》等，由于字数所限，只能割爱。二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文集中可能有编选失当、分类不谐与错讹缺漏等问题，不能符陈先生原意。三是傅璇琮先生也早已作古，不能为文集撰序，而何霖师母也于去年11月病逝，仅差数月未能见到文集的出版。凡事难求圆满，令我们遗憾多多，徒唤奈何！
在今日古籍整理与编辑学界，陈新先生是一位现象级的大德高师。我们有幸为先生编辑了一部文集，尽管有诸多的缺漏与遗憾，但我们有信心认为本书必将成为古籍整理学界的典范之作与必读之书，是学习陈先生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以及研究陈先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